告别未名湖（马成三）
职业生涯的“始发站”—在锦州实验中学教书
“非典型”的“老五届”
本人1964年入北大东语系，1970年３月分配离校，属于“老五届”。但是与高放教授概括的“五子”—文革前的“骄子”、文革中的“棍子”、被发配后的“弃子”、改革开放后的“才子”、退休后的“赤子”—之说相对照，本人好像属于“非典型”的“老五届”。
因为“文革”中基本属于逍遥派，自觉够不上“棍子”；根据“四个面向”（面向农村、面向工厂、面向边疆、面向基层）原则分配到地方不到三年就返京归队了。分配地是辽宁省锦州市，工作是中学教师，从纵向与横向比较看，可能也算不上“发配”。
与季羡林、金克木合称为“燕园三老”的散文家张中行（1909～2006年），当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曾到天津和保定当过中学教师，张老先生自己承认，谋得这个职位还是靠了“关系”的。何况锦州是我的出生地，苏东坡有诗曰“乐莫乐于还故乡”啊。
但实际上，分配到锦州之后，心情的平静很短暂，不久就陷入迷茫，时常有一种莫名的失落感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因为上的是北大，自然“志存高远”，念的又是外语（日语），有个专业对口问题。因此在1972年底接到外贸部的调令时，心情酷似1964年夏接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，重返京城后不由产生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感觉。
离开锦州后，本人一直在研究机构和大学工作，两者都离不开写东西。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起，主要使用日文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。按照日本的习惯，出书时必须写上“作者简历”，但是在迄今出版的十余本日文书的“作者简历”中，在锦州市教中学的经历一次也没有写进去。本人曾经写上过，但是被编辑以篇幅有限、与专业无关为由省略掉了。
本人在锦州教中学的时间为两年零十个月，在四十七年的职业生涯中只占十六分之一。但是，那里是本人职业生涯的“始发站”，许多情景记忆犹新。而且“始发站”的工作在性质上与“终点站”是一样的，都是在学校教书。本人在《告别未名湖》中最想说的，就是始终没能写入“作者简历”的、在锦州实验中学教书的经历。
走出燕园的“第一课”
1970年３月,我们“超期服役”半年多终于分配工作了。根据四个面向的分配方针，我被分配到辽宁省锦州市。分回辽宁，除了本人是辽宁出身以外，还与毛远新主政辽宁密切相关。由于停课闹革命和大学停止招生，加之大批教师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，当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普遍教师不足。辽宁主管教育的省文革副主任（副省长），是大名鼎鼎的毛远新。据说因毛远新的力量，一下子有500多北大学子（这肯定是空前的，也很可能是绝后的）分配到辽宁以解决教师不足的燃眉之急。
1970年３月19日早晨，满载北大学子的火车从北京火车站出发，向祖国的东北方向驶去。由于人数多，学校为我们包了几节车箱，这几节车箱成了北大学生的专车。1970年是“十年动乱”—文革开始后的第五个年头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气氛依然笼罩整个中国，火车车箱当然也不例外。离校前的北大是军宣队掌权，火车车箱也有解放军战士频繁巡逻，高度警惕星星点点的“敌情”。
离开越来越无聊的北大校园生活，我们终于要走上社会了。不知是出于解脱感，还是出于对新生活的憧憬，车箱里的气氛很轻松，有人谈笑，有人看书。不料巡逻的解放军战士把眼光盯在一个同学看的《红楼梦》上了，他不容分说地从同学手上夺过《红楼梦》要没收，声称《红楼梦》是毛主席批判的大毒草。经过大批判的锻炼又通晓“最高指示”的北大学生立刻批驳说：毛主席批判的不是《红楼梦》，而是俞平伯的《红楼梦研究》；毛主席称赞《红楼梦》是本好书，说他至少读了五遍，并且号召广大干部读《红楼梦》，要把它当历史来读。
那个解放军战士肯定没有听过《红楼梦》是好书的“最高指示”，可能根本搞不懂《红楼梦》与《红楼梦研究》的区别，于是一个劲地批判北大学生“造谣”。北大学生则批判那个解放军战士“窜改最高指示”，一时那个把解放军战士弄得挺狼狈。后来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解放军，表示小战士学习不够，请求大家谅解，这场争论才算平息。
但是，大家都心知肚明，这次“获胜”并不仅仅因为有理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人多势众；今后大家分散到不同单位，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因为那时的中国到处杀气腾腾，黑白颠倒、指鹿为马的现象比比皆是，哪有“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”那样简单。火车上的这一小插曲，可以说是我们走出燕园、迈向社会的“第一课”。
背诵毛主席语录维持课堂秩序
当时分配到锦州的有10名北大毕业生，分别来自东西俄三个外语系。我们乘同一趟火车到达锦州（下车之前只与东语系的同学相识），报到时市教育口的负责人特意告诉我们农村学校非常需要教师，并要求我们服从分配。
锦州属于地区级市，除了市区以外还下辖几个县。听了市教育口负责人的一番话，大家预感到很可能要去农村学校，有人开始祈愿能够分配有澡堂子的县城或者镇中学，全部留在市区的这一分配结果真是令人大喜过望。我们班三个人，分别被分配在位于市中心的实验中学和锦州中学，其中我去的实验中学紧邻市政府，是始建于1936年的老校（前身是日本女子高等学校），在锦州市有相当的知名度，学生中有不少当地党政军领导的子女。
但是，当我带着几分期待走向人生第一个工作岗位时，也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报到的那天，看到许多学生拿着椅子走在路上，很是疑惑。问学生为什么拿椅子?学生答曰：因为学农要离校一个星期，老师怕椅子丢失要求学生把自己的椅子拿到家里。我当时心里想，幸亏没有要求把桌子拿回家，否则学生们、特别是女同学就苦了。
当时实验中学为初高中四年一贯制，我一进校就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。无论是上课，还是管学生，对我来说都是挑战。那时整个中国社会“读书无用论”盛行，有不少学生（特别是男生）不爱读书，课堂秩序混乱，教师在讲台上讲，学生在底下叽叽喳喳。
本人当时发明一个对付的办法，就是高声背诵毛主席语录: 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”。一遍不行背两遍，两遍不行背三遍。高声背诵三遍“加强纪律性，革命无不胜”后，课堂可以安静几分钟。叽叽喳喳到一定程度后，再次背诵语录，一堂课常常如此反复多次。
为了引导学生爱学习，本人在课堂上反复批判“读书无用论”。有的学生反问:老师您在北大是学习日语的，不是也没有用上吗？于是本人大讲特讲“宁可学了没用，也不能让国家用时无人”的道理。最有说服力的，可能是我被外贸部调回北京的这一事实。遗憾的是，那时距他们毕业离校已经只有半年了。
另一件令我感到震惊的，是与一个男生的对话。那个学生是工人子弟，他谈起小学时斗老师的种种招法，神情洋洋自得。他告诉我，他们几个男生曾经让老师脱光上衣趴在地上，学生踏在老师的背上行走，感到非常好玩。这一代人已经到了当爷爷的年纪，不知道他们怎样对子孙讲这一段历史。
第一次见识“不正之风”
当时根据毛主席 “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，参加学校中全部斗、批、改任务，并且永远领导学校”的指示，全国大中学校都派有工宣队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）或军宣队领导学校。锦州实验中学的工宣队是由锦州纺织厂派来的，工宣队不但担任校级领导，年级的领导层（年级组长称为连指导员）里也有工宣队参加。学校的第一把手—党支部书记不是工厂派来的，但是由于工宣队的人数多，权力相当大。
可能与工宣队来自纺织厂有关，不少学生是纺织厂职工的子弟。三年级后半期，上边开始陆续调学生到工厂或到中专学校学习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学生毕业后原则上都要上山下乡，因此进工厂或上中专，是一般学生求之不得的。由于名额有限，竞争很激烈。
我们班第一次得到的招工名额，由我与班干部商量给了一个学习认真、家庭生活困难的女同学。第二次机会是上中专，名额最初为三名。当时工宣队的一位师傅找到我，问某某同学（纺织厂职工的子弟）能否去得上，我回答说:我们班采取由学生投票互选的方式，推选结果不好预测。
工宣队师傅说，如果再给你们班两个名额，某某同学被选上的可能性如何？本人表示感谢增加我们班的名额，但是仍然不能保证某某同学一定能被选上，同时诚恳邀请工宣队师傅届时到现场指导。投票推选的那一天，我特意等工宣队师傅进教室落座后才作动员讲话，然后进行投票。这样做，是怕被怀疑动员讲话有偏向误导学生。在动员讲话中，我多处引用毛主席语录，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原则。选举结果，那个纺织厂职工的子弟没有获得提名，工宣队师傅悻悻地离开了教室。
文革期间虽然怪象丛生，但是公然以权谋私的现象好像还非常少见，人们的思想也比较简单。工作分配时，上边说是工作需要、组织决定，一般人不会怀疑有什么猫腻。对于刚刚走上社会的年轻人来说，更不会想得很多。这次推选过程，让我平生第一次见识了“不正之风”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领教了社会上的事情（当时还没有“中国的事情”这一概念）还可以这样办。
学生其实很可爱
一些学生不爱学习，曾经令我感到头疼，但是细想起来，淘气的学生其实有许多可爱之处，有些事情令我很感动。
学校每年要组织学生“学农”和 “学工”，其中“学农”要离开市区去农村，一般需要几天时间。“学农”和 “学工”期间都要有老师带队, “学工”地点在本市,由班主任带队; “学农”要离开市区, 有的班主任是有小孩的女教师，带队的任务往往要交给我这样的单身汉了。
有一次带外班的学生去义县农村“学农”，第一天晚上就有女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：男生与义县当地学生打群架了。我匆忙赶到现场，看见双方战斗正酣，虽然没有达到头破血流的地步，有几个已经鼻青脸肿了。对方学生看见老师来了，如鸟兽散，我校的学生则站在那里老老实实地听我训斥。
据学生“交代”，白天“行军”时双方队伍发生摩擦，约定晚上对阵。我看着学生“低头认罪”、 “老实交代”的样子，想到他们方才是那么勇猛，若与我对阵，肯定各个是强手。他们之所以在我面前突然变成“小绵羊”，是因为他们把我看作老师啊。
男生有人吸烟，本人经常“查烟”，每到新学期开始更是要重点检查。有一个男生平时经常吸烟，属于重点检查对象。新学期开学第一天，我首先看他的手，然后查书包，最后让他掏空口袋。检查结果证明学生“清白”，但他只是委屈地说：“我说没有烟，老师就是不相信”。
事后想起来，检查书包和口袋，有点“侵犯人权”之嫌，学生竟然不恼怒，足见心中尚存“尊师”之情。我曾经“家访”过他的母亲，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。她承认给儿子买过烟，她的苦衷是：“他已经上瘾了，我不给他买，他就要自己弄钱去，要是偷别人的，那就作大孽了”。
那时当教师，管理学生好像比备课上课还消耗精力，而管理学生必须靠学生干部。进入三年级后半期，学生干部一批一批地被选走，教师的负担大增。一个老教师好心地对我说：“不能把学生骨干都放走啊，否则班级就乱了”。我感谢她的忠告，但是心里已经打定主意: “好学生能走的都让他们（她们）走”。 对于教师来说，难过的日子是一时的；对于他们（她们）来说，失去机会，可能影响一辈子。
离开锦州以后，我与学生（主要是当时的学生骨干）见过两三次面，听他们（她们）的回忆，感到教师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真不小。学生中有人当上了公务员或者企业的管理人员，有人发了小财。总体来说，当时比较优秀的学生后来的发展也比较好一些。
2011年8月回锦州时与当年的学生欢聚（右２为作者）。
本人在静冈文化艺术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与日本学生合影（2007年３月）。
作者简介
马成三，1945年生于辽宁省锦州市，1964年入北大东语系日语专业。1970年３月离校分配到辽宁省锦州市当中学语文教师。1973年初进外贸部，在该部国际贸易研究所（现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）从事日本经济贸易、中日经济贸易关系与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研究。1978年～1982年曾在中国驻日大使馆商务处工作。
历任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、日本富士综合研究所主席研究员、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教授等，现为日本福山大学经济学部教授（2016年３月底退休）、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、中国国际贸易学会理事。
主要著作有『日本对外贸易概论』以及『现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』（日文著作，下同）、『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』、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』、『对华投资企业的劳动问题』、『图说中国经济』等。